(五)推进城镇化离不开推进农业现代化 我国的城镇化，是与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。

这一工程大体适应城镇化的新形势。这些规划或多或少考虑了城镇化的因素，但规划之间期限交叉、口径不一、期满未续，规划公布后情况也有变化，且十三五规划编制准备在即，应借鉴国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，根据新的消费群体、消费规模、消费接轨和产业向内地转移等新情况，统筹考虑，适当调整。

为此，必须把城镇化建设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加以量化，纳入绩效考核之中，层层加大督查力度。认为城镇化问题，重要的是户籍、土地、住房、财税、区划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问题，而粮食流通并非重要问题。进口还要顾及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。应允许一个历史阶段(如2008～2020年)中特殊年份自给率的变动与调整，并对实际自给率予以评估。今后若干年，我国每年将有1000多万新增城镇人口。

(二)粮食产量增加有难度 粮食产量提高至今，再增不易。(三)粮食需求有增加趋势 粮食需求扩大是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必然现象。这就需要看到城镇化后对优质粮食的需求，故要借机做好粮食数量、质量两篇文章。

这些规划或多或少考虑了城镇化的因素，但规划之间期限交叉、口径不一、期满未续，规划公布后情况也有变化，且十三五规划编制准备在即，应借鉴国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，根据新的消费群体、消费规模、消费接轨和产业向内地转移等新情况，统筹考虑，适当调整。城镇粮食需求量的增加，还相应加大了粮食流通量。这一工程大体适应城镇化的新形势。农业现代化包括机械化、化学化、水利化和电气化。

进口还要顾及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。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固然重要，但有些问题如户籍制度一旦解决，随之转为管理问题，而粮食问题始终与城镇化相伴而生。

第二，粮食种植面积总地呈减少趋势。粮食生产基础好、产能高的大城市要稳定面积、提高单产，处于粮食优势区域的中等城市要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，一些特大型城市要稳定粮食产能。实行米袋子负责制以来，地方存在靠中央、靠产区、靠侥幸的心理，全国还没有经历过严重和比较严重缺粮情形的考验。进入专题： 城镇化 粮食问题 。

一、城镇化建设中的若干涉粮问题 (一)粮食安全认识误区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增产，连续6年超过5亿吨。特别是要注重保持稻谷的高自给率。要研究自给率的品种，应细化到稻谷、小麦、玉米及大豆这几个主要粮食品种，可考虑突出主粮品种自给率或谷物自给率，且不忽视大豆自给率。二、城镇化建设中有关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(一)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 一是保持主粮品种的高自给率。

国家要求确保每个乡镇、街道(社区)至少有一个应急供应点，京、津、沪、渝等36个大中城市人口集中的社区，每3万人至少要有一个应急供应点。第一，1949年以后粮食产量呈增长趋势，但一个时期的增增减减是常态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改革已有30多年，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哪个时代更好些？ 许小年：小平在世的时候，环境比较好，应该说，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。我刚才说过，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，因此，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，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，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。

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？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。不仅制度环境好，舆论环境也不错，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。同时，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，例如浙江的吴英案。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，所以，改善制度环境，推动中国的改革，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。许小年：对，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，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。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，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，减少审批，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？ 许小年：从信号变成现实，距离还很长。

许小年：的确是息息相关。《中国慈善家》：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、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，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，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？ 许小年：我不认为(完全)是他们的责任。

事实上，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。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，怎么办？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，就只好移民，把现金带走。

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，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。而现在，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。

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，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。无论企业家，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，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，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，因此，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，这是第一位的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第二位是什么？是要和政府、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，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。当时，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，但等煤挖出来、煤价上涨以后，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，就开始实行国有化。

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，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，整个制度体系、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——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。这样一来，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？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？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，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，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、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，主动参与到改革中，成为一支改革力量。新的红利在哪里？现在还没看到。

当然，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，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。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，削减自己的利益，这可能吗？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，你能同意吗？所以直到现在，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，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，而是出自利益部门，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。

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？ 许小年：企业家还是一样的，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，这帮人都在，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，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。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，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，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？ 许小年：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。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，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，听起来就很不现实。《中国慈善家》：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，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。

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，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。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当前阶段，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，对改革形种阻力。

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，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，但跟他本人没关系。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，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，得以保存和光大。

与此同时，央企、国企强势扩张，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、资金优势、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，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，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，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。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，邓小平出面干预，他说，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，什么都可以试。